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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子裡的兩條路-78級系友李志薔(資料來源2013/02/20聯合報)

  • 2013-02-22
  • Ruling Digital

 

林子裡的兩條路
異常同質化的同學裡,其實臥虎藏龍。比如我的室友是個音樂狂,還有那個其貌不揚的宅男,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橋牌高手。另一個整天窩在寢室看武俠小說、寫電腦程式的傢伙,竟是個吉他高手……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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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(後排左二)1988年於交大校園留影
 
 
2004年交大校慶時,學校高掛著大布條,揭示這所百餘年歷史學校的榮耀
 
 
交大為台灣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搖籃
 
本文引用自聯合報聯合副刊,李志薔導演為交大機械系校友,現從事影像及文學創作,曾獲「金穗獎優等獎」。


青春浪蕩的日子
現在回想起來,我在交大生活的四年,也許是我人生最精采的一段日子。

1985年,我離開了故鄉高雄,一個人負笈新竹,入住交大男生第七宿舍。當時對新竹、交大並不甚瞭然,只知道光復校區位於高速公路交流道旁、大學路的底端;而半山腰上的校區出奇的小,校園裡還有圍籬隔開一座軍營,田徑場外就是一大片墓地,和原先自己對大學學府的想像落差頗大。但十八歲的孩子終究還是懵懂,所有的疑惑立即被優越感沖散,畢竟這是名列前茅的理工大學,我是當中一顆幸運的種子,即便只是依聯招志願填寫,終究是降落在這片肥沃的土壤上。

但優越感很快被單調的校園生活摧毀。那個年代,大學生活對青春期的學生而言,意味著全然的解放:從聯考、髮禁、家庭、師長的束縛中掙脫出來,去迎接一個新奇有趣的世界。然而交大太小,氣氛太封閉,機械系的課程太過沉悶,無法容納一顆騷動的心。於是大一、大二兩年,除了應付課業之外,我的時間幾乎都獻給了運動、玩樂和舞會。

當時光復校區邊緣,游泳池和田徑場中間有一個小樹林。林子口有兩條路:一條通往隔壁的清華大學校園,一條則直達籃球場和網球場,連接戒備森嚴的陸軍營區。我經常往清華大學的方向走去,那裡有幾個高中時代的好朋友,更多的社團活動、玩樂、表演和舞會,也許,還有更多文學院的女孩子。有時候,校園裡待得無聊,幾個朋友就結伴騎摩托車,沿著省道殺上台北,為的也不過就只是在熱鬧的都會街頭吃幾頓麥當勞、看一場電影而已。

這樣青春浪蕩的日子,多少帶點對以前生活叛逆的影子。我蓄意留了長髮,日子過得有點頹廢瘋狂,但多少還是循著正軌前進的。1987年解嚴,黨禁、報禁開放,整個社會氣氛自由了,校園裡的生活更是過得多彩多姿。那年我升大三,突然覺得疲了,日復一日的玩樂好像也變不出新把戲來,也許自己該多關注一點享樂以外的事。於是有一天,我站在林子的叉路口,目光轉一個彎,看見許多同學正揮汗在籃球場打球;更遠處,矯健的身影奔馳在我從小熱愛的壘球場上。於是我步伐一轉,決定把精神體力放在我喜愛的運動場上。也是在那段時間,我興起了爭取到圖書館打工的念頭。

一夕長大的那一年

就是在交大圖書館的那一年,彷彿劉姥姥不小心闖進了大觀園,視野、聽覺的鑰匙全打開了,我愕然發現:原來除了自己浸淫的理工領域之外,還有這麼多有趣的學科。文學的、藝術的、哲學的、管理的、音樂的……從前長期被聯考摒除在外的,我樣樣都覺得新奇。於是我趁著在圖書館排列、整理借還書之餘,發現有自己喜歡的,即就地展讀開來。交班之後,偶爾還會借幾本回宿舍閱讀:唐朝的傳奇、明清章回小說、莎士比亞的舞台劇和許多艱澀的社會學理論……懵懵懂懂,胡亂吞了許多。

令人驚訝的發現還不僅於此;我察覺即使異常同質化的同學裡,其實臥虎藏龍。比如我的室友是個音樂狂,從Bob Dylan、The Beatles、Queen、Deep Purple到U2樂團如數家珍。還有那個其貌不揚的宅男,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橋牌高手(大三下,他真的代表學校參加梅竹賽了)。另一個整天窩在寢室看武俠小說、寫電腦程式的傢伙,竟是個吉他高手……這些種種,都讓我原本以為無聊的交大生活,變得興味盎然起來。

我還記得1988年一月某天,一個好熟的同學阿達來敲宿舍門,約吃消夜。一夥人鬧騰騰從那樹林小路穿過整個清大,來到建功路夜市。當晚阿達不知哪根筋不對,起鬨一定要喝酒;鬧了一番後卻嗚嗚咽咽哭了起來。他告訴我蔣經國總統去世了,他好擔心台灣的未來。幾個同學聽完都期期艾艾好沒勁,只能默默低頭,一口一口將酒精往肚裡吞嚥。後來大夥又拎著啤酒走上竹湖,每個人談興都開了,從政經情勢一路聊到兩岸未來。當中有一句話事隔二十多年我還記憶猶新:阿達說,作為一個學工程的人,他堅決反對興建核能電廠。

那年,突然間,我有種一夕長大的感覺。往清華的那條小路少走了,我把時間儘量留在球場和書本上,周末假日時候也不往台北跑了,寧願留在學校中正堂看電影。同學們都忙著準備研究所考試,我卻索性系上選修課也不選了,淨找些沒人聞問的人文通識科目來上。我記得大四一整年,選過「文學與社會」、「中國藝術史」、「故宮文物之美」、「創造與發明」,還有,影響我後來最為深遠的「電影藝術與美術」。

從新電影到520 

1988年,正是「台灣電影新浪潮」方興未艾之際,許多電影人紛紛帶著作品走進校園,宣揚他們拍攝電影的理念。最受歡迎的首推控制工程系的大學長楊德昌,學校特別在中正堂安排一場大型講座,並放映他剛得獎的電影《恐怖分子》。至今,我仍清楚記得當時看完電影時的衝擊和感動。隨後老師又請來小野、吳念真等「新電影」的重要旗手,暢談這場重要美學運動的機遇和祕辛,更加深了我對電影藝術的好奇,以至於產生了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念頭。「電影藝術與美術」一學期的課程還未上完呢,我就動起了轉換跑道的念頭。

另一方面,由於「文學與社會」課程作業的需求,我養成了每天看報、剪報的習慣。1980年代末,堪稱台灣報業的黃金時期,即使在後權威政治體制下,猶保有媒體和知識分子的良知,對我這樣一個毫不關心社會的化外之民而言,相當程度起了發聵振聾的效用。台灣正一步一步走上民主改革之路,而我猶在知識的象牙塔裡自我感覺良好。那一年,「無住屋者」組織開始運籌帷幄了,埋下了89年「無殼蝸牛運動」的序曲;而開放外國農產品導致民怨沸騰的「520農民運動」,則是台灣農權革新運動的開始。一些騷動的情緒已隨著社會脈動慢慢沸騰起來。

1989年,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爆發,因為是大陸學生的爭民主運動,又有國內媒體推波助瀾,交大校園裡的氣氛也為之高張。同學間有人開始串聯聲援了,但個性怯懦保守如我者,也只敢盯著電視和報紙關心,內心卻悵惘不已。那時距離畢業只剩不到一個月,我一面打包行囊,一面為著自己的未來躊躇不決;直到1990年,我進入台大念研究所,爭民主改革的「野百合學運」就在我的面前展演,我才鼓起勇氣,往抗議學生群中走去。那一剎那,我才完整地意識到:自己是選擇了另一條路了。

交大人的理性
交大人的寬容

事隔二十多年了,現今回想起來,也許當時的點點滴滴,都是有關聯的。我常常會疑惑,自己為何突然把目光轉回校園?當初又為何動念到圖書館打工?後來想到了,是圖書館每學期舉辦一次的折價書展,我從當中認識了出版界的「文學五小」,第一次接觸琦君、王鼎鈞、鹿橋的《未央歌》和梅濟民的《北大荒》,是這些作家,蒙昧中開啟了我對文學閱讀的興趣,覺得書中的世界也許比現實來得豐富精采。也是那個年代,交大中正堂每周末放映的電影,意外成了我的影像啟蒙。原本只是用來打發假日時光的,我卻從中看出了一點興致來。許多年之後,我果真一步一步,就朝向那文學與電影之路走去。

人們總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樣子,我是這樣想的。也許我該慶幸自己是在交大校園之中成長的。交大人的理性、敦厚與寬容,讓晚熟如我者,得以在混沌中慢慢摸索自己。而交大文化中踏實和邏輯思維之能力,恰恰可以穩住我不致在築夢的路途中迷失方向。

1989年六月中旬,新竹正值盛夏,參加完畢業典禮,我一個人靜靜繞著校園巡禮。我走過竹湖,走過經常流連的思園,走過工程一館和籃球場。大一時不知為什麼,覺得交大校園一點也不漂亮,而今,竟有些依依不捨了。那入學以來被我們戲稱「矩陣排列」的松樹群還沒完全長大,但也已開展出一片蔭涼了。最遺憾的是那天沒有勇氣衝上前去告訴楊德昌學長,我是多麼喜愛他的電影。

林子裡有兩條路,我往那人煙稀少的一條走去。
 
 
 
報導日期:2013-02-20
新聞來源:聯合報